古老中医教育模式——家传
远古时期，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生活和生产中发现了医药知识，，并相应地产生了最原始的医学教育形式：口传心授。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和医药知识经验的增多，口传心授被家族和师徒相传的中医教育形式取代。南北朝时期着名医家钱塘人（今杭州）徐之才，从他的五世祖徐熙以下传至他的兄弟，六代之中就有十一个名医，是我国中医教育史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家族相传式中医教育的实例。中医的家传包括父子、叔侄和兄弟等，一般由长者担负教育责任以继承家学。由于世代相传的医疗经验的积累，知识就比较专门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很多中医专科和中医世家，同时也造就了很多名医。如浙江的归安（今湖州一带）凌氏针灸流传十五代，宁波陆氏伤科与宋氏妇科、绍兴钱氏女科、桐乡陈木扇女科等等也相传多代。浙江明代针灸学大家杨继洲（巨洲人）和外科名医陈司成（海宁人）、清代本草学大家赵学敏（杭州人）和伤寒学大家俞根初（绍兴人）等都是名医世家。他们所创制的行之有效的家传医疗经验与方药，为中医宝库增添了光彩，家传式的中医教育形式后世一直沿用下来。
传统中医教育模式——师带徒
伴随家传式中医教育出现的是名医带徒的师承教育。这种中医教育形式越过了“医术秘不外传”的雷池，扩大了医学流传的范围，有利于培养更多的医家，适应了民众防治疾病的需求。许多医家在传授时结合自己的经验，以自己的见解发挥前人的学术，相继各树一帜，各成一说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中医流派，促进了医学的争论、交流与发展。比如浙江南宋时期仁和（今杭州）人稽清，擅长正骨术，因而名声很大，时间一长人们反而忘记了他的名字，只知有位“稽接骨”。他先是在江浙一带行医，后来年纪大了，就在山阴（今绍兴）定居。由于骨伤病人较多，他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家人又不在身边，于是就招收了几个学徒作帮手。这几个学徒出师后又分别收门传授稽清的骨伤科技术，就这样师徒相授数十代，经历了八百余年，至今在浙东一带仍很有影响。因为骨伤病人不易行动，稽氏传人大都经常主动去各地“巡医”，方便患者就治。只是每逢农历叁、六、九、十叁、十六、二十叁、二十六、二十九日才在绍兴的诊所接治病人，后来当地的老百姓就把稽氏伤科称作“叁六九伤科”。古代名医在接收徒弟时都要经过十分精心的挑选，要求徒弟聪慧、勤奋、诚信，并且有良好的品德，而弟子为了寻求名师，更是不辞辛劳，遍地求访。
早期官办中医教育模式——学堂
家传、带徒及讲学等民间中医教育形式对于继承历代医家学术经验，培养中医人才起着重要的作用，至今也值得借鉴。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健康要求的不断提高，它们培养的医家在数量上显然不能满足社会需要。也给政府的考核与管理带来了难度。于是，官办的中医教育机构相继出现。据《唐六典》卷十四记载，“宋元嘉二十年，太医令秦承祖奏置医学，以广教授”。可见，公元443年的刘宋王朝即创建了政府的医学教育机构。以后，北魏、隋朝设太医、博士、助教等官职来管理医学教育。
我国官办医学教育昌盛时期是唐代，当时有中央与地方两级医学教育制度。中央级称“太医署”，规模很大，有师生三、四百人；地方上如长安（西安）、洛阳、太原等都督府均开办医学，各州普遍设置医学博士和医学助教。宋代设“太医局”管理医学教育，初期以科举方法考选医生，公元1044年在京城建立专门学校，有各科学员80多人，规模很小。后王安石变法改革科举，举办学校培养人才，医学教育才开始发展。据《宋会要辑稿》和《元丰备对》两书记载，当时太医局学生有300余人，学习内容分九个科，这时的教育方针重视实习训练，强调从临床中获取知识经验，所以医学生要轮流为其他三学（太学、律学、武学）学生及京城的军人治病，并要求记录治疗过程与结果。
近代中医教育模式——学校
辛亥革命后，我国中医界的许多仁人志士为拯救祖国医学，冲破重重阻力，并汲取西方教育先进理念，开始举办具有现代教育模式的中医学校，浙江中医界的作为尤其可圈可点，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。1902年，温州徐定超时任京师医学堂总教习，、京师神州医药会会长，在所撰《伤寒论讲义：序言》即呼吁：“以一二人之学而欲以活人，其所活者能有几人耶？”他大力提倡开办医学以造就中医人才为民造福。民国建立伊始，绍兴丁泽同即呈文大总统，要求：“振兴国医，以重四百兆民命起见”，建议创办中医学校。辛亥革命先驱者，余杭章太炎于1936年任苏州国医学校名誉校长时，在《叁叁医报》、《中医杂志》等刊物上发表近百余篇倡导国医改革，包括兴办中医教育的论文。平阳徐润之，向民国教育司建议“为今之计，务须各省创办中西学专科学校，或附设为中学，添聘中西教员，将国内医生统加考核……”民国期间，浙江各地先后建立了10余所中医学校，形成了近代现代浙江中医教育的高潮。
现代中医教育模式——大学
新中国建立后，我国的中医药事业迎来了生机勃发的春天，中医药人才匮缺于是就凸显出来。从五十年代开始，为了帮助中医药人员系统提高中医理论和技术水平，了解掌握现代医学基础知识，全省各地举办了多期中知师进修班。
